从名媛到集中营难民，这个被老外当巨星的中国女人，不应该被遗忘

最近，B站上的一条视频火了。

视频开头是一段老旧的黑白纪录片，记录着1945年4月，纳粹德国战败前夕，一批难民被从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里解救出来。

那是二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狱”，曾关押过13.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其中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

难民们重获自由，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就在镜头一晃而过的瞬间，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中国女性的面孔。

她站在一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中，显得是那样格格不入。

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出现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更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所有人因获救而高兴的时候，这位中国女性，淡漠地看了眼镜头，嘴角微微牵动，勾出了一丝不屑的冷笑。

眼神中仿佛带着一种穿越时间的魔力，以至于在70多年后的人们看来，仍能被其中的冷静和孤傲所触动。

很难想象，这样的表情竟出自于一个刚刚经受了长期囚禁的难民。

她的身份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经过网友的深挖之后，最终，一个早已淹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名字，浮现而出。

黄讷亭。

一位曾在上世纪登上世界各地报纸，却很少被中国人知晓的传奇女性。

与青年毛泽东的一面之缘

1902年，黄讷亭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父亲黄履和，浙江余姚人，曾是清政府驻西班牙外交官，母亲布鲁塔是比利时贵族。

清政府垮台后，黄履和奉调回国，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最高做到礼宾司司长。

用现在的话来讲，黄讷亭是妥妥的高干子弟。

● 儿时的黄讷亭和父亲、母亲

在1980年的第5期《读书》杂志上，甚至记载着23岁时的毛泽东，曾到黄讷亭家拜访她的父亲。

“有一天，一个青年学生到我家来访问……这个学生是来指责我父亲的错误的……但他很快就明白，我父亲不仅不是他前来要加以责问的官员，而且我父亲根本不赞成这样的措施。于是他们的谈话就活跃起来……

“这个青年在谈话中还向我父亲承认，目前他还没有办法在各省实现一项重大的改革。他说，他的许多同伴已经到法国去，例如周恩来、陈毅……但是他自己在国内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好好注意这个年轻人，’青年走后，父亲说，‘要记着他，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在告辞的时候，我知道了青年的名字叫毛泽东，那时候他23岁。”

而那年的黄讷亭，刚满14岁。

作为一个出身名门的少女，黄讷亭自幼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在上流社会的熏陶中长大。

她在法国教会创办的圣心学校读书，上学之余，还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结交者非富即贵，不乏林语堂、胡适等文人豪客。

除了汉语，她精通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并通过函授，拿到了芝加哥汉密尔顿学院的法律学位。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这个受过最新式教育、见过无数风云人物的混血儿，成了北京社交圈一道十分抢眼的风景。

但她绝不是传统审美中的“大家闺秀”。

长相清俊，喜欢穿男装，经常穿着男装出席宴会；

擅长击剑、骑马、网球、冰球、赛艇、拳击等各种在当时被贴上“男性标签”的运动；

更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敢于站在集会上高举着拳头大声演讲，呼吁改革……

在旧社会妇女缠足的大背景下，黄讷亭的所作所为，对大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甚至让一些遗老遗少们觉得“离经叛道”。

可黄讷亭从不屑于他们的目光，以自己前卫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努力将那个对女性充满着束缚和禁锢的时代，远远抛于身后。

● 黄讷亭曾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

美国艺术家野口勇对黄讷亭赞不绝口，称她“年轻有为、英俊潇洒”，觉得她看起来像一位“美丽的海盗”。

Le Temps（《时报》）则形容黄讷亭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

西班牙Estampa杂志，更是将黄讷亭身着男装的阳刚照，放在了杂志的封面，在标题上注明：“中国的圣女贞德”。

这位魅力十足的东方女性，无形中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看法，将中国女性的精神风貌，大大方方地展示给了全世界。

我不是军队的“花瓶”

1921年，19岁的黄讷亭身着男装参加舞会，以一支阿拉贡霍塔舞（一种西班牙传统舞蹈），获得了奉军高层的赏识，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

凭借一支舞蹈成为上校，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不俗的背景和出身。

但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人家不是空架子，是真有这个名气和能力，支撑她在当时的军政界站稳脚跟。

● 黄讷亭军装照

穿上军装后，黄讷亭不甘做军队中的“花瓶”。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她去军校，以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成绩，完成了所有课程。

之后，又前往巴黎，在布尔歇机场受训，学会了开飞机。

她以果决胆大出名，在当时的民国空军中，就连男性飞行员都很少有人敢像她那样进行杂耍飞行。

见闻广博，胆识过人，精通多国语言，极擅社交……黄讷亭无疑是上天眷顾的宠儿，也注定有着更广阔的天地。

1926年，24岁的黄讷亭开始担任北洋政府总理潘馥的机要秘书，把守着北洋政府重要的经济职位，并负责与欧洲新闻界的关系。

第二年，她被派遣到美国俄勒冈州，从事外交工作。

但不久后，国内风云突变，北洋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

黄讷亭像一只飞在天边的风筝，突然断了线。

她只好回国，成了少帅张学良麾下的一名中尉。

然而，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似乎并不能成为黄讷亭从军报国的舞台。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黄讷亭明确表示，希望自己能够上前线战斗。

但她还未得到批准，这场战争便以惨败告终。

连续的失意，让黄讷亭有些心灰意冷，兴许是疲倦了政场上的尔虞我诈，她最终移居巴黎，开始了一段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有悖于传统的“同性恋人”

波西米亚式生活，是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多存在于艺术家、作家之间，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不对传统抱有任何幻想。

1933年，31岁的黄讷亭只身来到巴黎，结识了57岁的美国女作家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巴尼是文艺界的社交红人，也是公开的女同性恋，她举办的沙龙一位难求，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达人。

● 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黄讷亭起初是巴尼的司机和私人助理，后来，两人渐渐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目光，黄讷亭不以为意，她坦言：“我见到巴尼之际就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巴尼的引荐下，黄讷亭经常参加各式各样的沙龙，这些或精致典雅、或富丽堂皇社交活动，对黄讷亭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

她有着迷人的东方面孔，身材修长，气质高贵，能够轻松驾驭中式旗袍，并且非常善于展示自己，“当她穿着中式服装表演剑舞时，无人不为她倾倒”。

黄讷亭很快融入了巴黎艺术界，名声大噪，巴尼对她的爱慕也与日俱增。

作家Helene Nera曾对黄讷亭的魅力这样描述道：

“她的华人身份和她受到的偏爱，让她遭到了来自巴尼众多爱慕者和情人的致命嫉妒，现场厮杀的激烈程度和后宫众妃争宠的情形别无二致。”

英国记者则对黄讷亭如此评价：时尚典范，令人难忘。

但他们绝不曾想到，黄讷亭社交名媛的面具之下，藏着的是另一重鲜为人知的绝密身份。

纳粹集中营里的险死还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战期间，黄讷亭参加了一系列的反纳粹运动，是法国反抗运动对纳粹进行间谍活动的秘密特工。

1944年5月，黄讷亭不幸身份暴露，被纳粹德国逮捕，随后送往有着“女性地狱”之称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这里关押的对象多为女性，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数据，该集中营关押过的13.3万人中，有近5万人死于枪击、毒气、苦役、酷刑或者医学实验，惨烈程度令人发指。

即使处境如此恶劣，黄讷亭依然没有丧失自己的风度。

一位一同被关押的犹太女性，在回忆对黄讷亭的印象时说道：

“她是一个独特的女人，受过良好教育，活泼且个性坚强。”

1945年，苏联军队将要攻占德国柏林的消息传到了集中营，女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她们并不确定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

于是，她们找来一块红布，亲手绣上自己的名字，证明她们曾经来过。

黄讷亭在红布上绣上了“黄China”。

幸运的是，不久后，“白色巴士”营救行动开启。

所谓“白色巴士”，是一项由中立国瑞典和丹麦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营救行动，通过秘密协商，设法将纳粹集中营里的部分“囚犯”安全转移。

而为了避免沿途误判，所有转移“囚犯”的巴士都被涂满醒目的白色油漆，刷上红十字会标识。

● “白色巴士”行动

黄讷亭被列入了救援名单，而一些无门无路的“囚犯”，则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黄讷亭不忍心让一位9岁的女孩留在集中营，便找到被俘的英国间谍玛丽·林德尔，通过层层关系，将女孩和她的母亲一并加入到了救援名单中。

1945年4月，黄讷亭成功获救，于是便有了纪录片开头，她面对镜头时那一抹令人难以捉摸的冷笑。

或许是不甘，或许是自嘲，抑或是在黑暗动荡的时局下，不自觉流露出的一种人如蝼蚁、无力回天的心灰意冷。

她本来应该去拯救别人，结果反过来，自己却成了被拯救的对象。

这对一个一生要强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讽刺。

跨越时空的“重生”

重获自由后，黄讷亭离开欧洲，移居南美洲委内瑞拉，和女友奈莉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她们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20年。

● 黄讷亭和奈莉

奈莉在大使馆工作，黄讷亭则因着法律专业的背景，在一家银行担任秘书。

工作之余，黄讷亭仍然喜欢在家中开派对，她时而以男装示人，时而换上中国旗袍，她的家也成了朋友们聚会的热门场所。

60年代末，黄讷亭患重病，因过量服药而突发中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她和奈莉前往比利时，在奈莉的故乡布鲁塞尔定居。

1972年，黄讷亭病重离世，长眠于布鲁塞尔，享年70岁。

近半个世纪后，一部名为Every Face Has a Name（每张脸都有一个名字）的纪录片在瑞典上映，片中出现了那个在纳粹集中营里被黄讷亭救下的9岁女孩。

● 9岁时的艾琳·克劳兹·费恩曼

她叫艾琳·克劳兹·费恩曼，如今已年过古稀，面对镜头，她动情地回忆着当年关于黄讷亭的一幕：

“战争快结束那会儿，集中营里的状况变得非常糟。那些人不断用喇叭催促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叫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很多人都去了。但是Nadine Hwang（黄讷亭的英文名）跟我妈妈说，别去。

“她从德国人那里听说有些涂满了白色油漆的巴士就快来了，那些车会直接把名单里的人带出集中营，送到瑞典，然后就自由了。她设法把我们母女俩的名字弄进了那份名单。

“临走前，我妈妈承诺，如果艾琳将来生下女儿，会取名为‘Nadine’，以纪念这份恩情。”

● 如今的艾琳·克劳兹·费恩曼

仿如生命的延续与重生，Nadine的名字在遥遥跨越半个世纪后，又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带给人们无限的怅惘与感动。

在那个20世纪最黑暗的时代，黄讷亭为国家奔波奋战，为自己优雅而活，打破束缚与桎梏，为更多的人争取到了苦难尽头的一丝光亮。

前半生波澜壮阔，后半生回归平凡，拼凑成了这位民国女性充满着无限魅力、血肉鲜活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