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敞篷、筑巨宅、娶将军之女，京城最后一位名士的风流人生

来源：网络发布时间：2024-11-05 浏览次数：51

6月14日，画坛传出噩耗，著名画家黄永玉逝世，享年99岁。他的儿子黄黑蛮在朋友圈发布讣告：

并附上了遗嘱执行人及遗产管理人、律师陈汉的声明：

从律师声明透露出的信息看，黄永玉在两年前就已经着手身后事，而正因为他无论在遗嘱中还是在生前采访中都反复强调过“死后不办葬礼，不立墓碑，骨灰化作肥料”等等，这种对于死亡的超然态度让他的去世少了一些悲怆，多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事实上，黄永玉到了晚年，对于死亡的议题进行过反复思考。他很著名的一则轶事就是那篇《我对死的几个方案》，嬉笑怒骂，举重若轻，从侧面反应出这位总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艺术家的天真秉性。

黄永玉在世99年，生前的挚交好友们几乎全都不在人间了，所以他的去世，除了很多媒体基于他的传奇故事而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并没有太多亲属或好友发表看法，儿子女儿也一概不接受采访。

娱乐圈里，成龙表达了悼念，因为十一年前黄永玉曾经给他题过片头字幕。

▲2012年成龙导演的电影《十二生肖》，片头由黄永玉题字。

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黄永玉还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网暴”。

起因就是去年他为中国邮政画了“癸卯年”特种邮票，一共两枚，其中一枚叫“同圆共生”，三只兔子首尾相接，寓意奔腾不息。

出事是另一枚“癸卯寄福”。画中的蓝兔子右手执笔、左手持信，中国邮政这样解释这枚邮票：

蓝兔即“蓝图”，象征新的一年要有美好的蓝图。中国邮政希望大家通过这只“童稚、热烈、奔放、自由”的卯兔，“感受到潇洒、喜悦与幸福。”

然而那时正值疫情，广大网友觉得这个兔子的画风太过诡异，“像地府判官”、“不吉利”，接受度不高，对于黄永玉的创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大家关于兔子的美丑与否，争辩不休，事情也发酵许久。

其实了解黄永玉的人会知道，他这一生挚爱画动物，也画过太多兔子了，黄永玉生平最讨厌重复自己，因此他笔下的兔子从传统可爱到诡异戏谑，各种风格都有。

到了创作晚期，黄永玉尤其擅长在画中添入解构式的讽刺意味，比如“我不吃窝边草，吃什么？”“月亮上面造假药最保险”“三窟哪里敢想，一窟已属不易”等等，所以晚年的兔子作品逐渐走向荒诞抽象风格。

▲黄永玉创作的各种兔子形象和历年其他设计师设计的兔年邮票。

也画过更诡异的兔子，“兔子不吃人，吃像（相）难看”：

没想到，这枚蓝兔子风波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次引发全民大讨论的事件，毁誉交加中老人远行，为本就传奇的人生再加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声。

▲黄永玉95岁时吃了一只“半人多高”的龙虾，拍照留念。

很多人形容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名士”，这个结论基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基于他经历了中国最特别的、最复杂的历史时期，个人的经历丰富无比，他自己晚年的最后几年则着力于《无忧河上的浪荡汉子》的创作，是名士还是浪荡汉子，并不重要，因为他的个性和他的画作一样，从不循规蹈矩，就像你永远猜不到他笔落何处。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黄永玉的生平，以及他所在的金粉银沙的名利场往事。

复杂的人生经历

黄永玉的人生经历极其丰富，一生辗转栖身于不同城市，见证了历史与时代的更迭。

他192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一个先锋家庭，虽然整个湘西都传统老旧、经济不发达，但凤凰确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小城，据黄永玉回忆，“这里好看东西实在太多了：大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放风筝……”

黄永玉家境优渥，父母均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男校校长，母亲是女校校长。

▲黄永玉和父亲。

父亲黄玉书与母亲杨光蕙都毕业于湖南省高师，是当时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

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得近于软弱；杨光蕙爽朗明快，刚强得近乎激烈，这位早在192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女教育工作者，当年还以凤凰县宣传部长的身份带领民众砸过庙里的菩萨。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多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7期《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永玉和母亲。

黄永玉在家排行老大，他天生的艺术敏锐度和洒脱的性格大概来源于父母遗传，另据报道：

母亲是学音乐美术出身，在学校里，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还号召学生也这么做。她教学生跳新式舞蹈，因此还就是否有伤风化问题与县里的行政长官发生过多次激烈辩论，最后以胜利告终。

父亲酷爱音乐，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他的风琴也是县里唯一的新生事物。

香港媒体在九十年代拍了纪录片，探访了黄永玉的凤凰老家，家中挂着爸爸的画作，虽然和黄永玉的风格并不一样，但绘画基础显然是有所遗传的。

一个号召女同学剪短发、穿短裙的妈妈，一个会拉风琴、会画画的爸爸，可见黄永玉出生在一个多么具有先锋思想的家庭。

黄永玉的安逸童年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抗战爆发，百姓颠沛流离生活困苦，父母的学校当然也渐渐办不下去，家道中落。父母无力抚养儿子，便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黄毓熙。

▲黄永玉和弟弟们，他们家共有兄弟六人，照片所示的时间可能还有弟弟没有出生。

▲由于黄永玉12岁就离家，后来又颠沛流离，他的几个弟弟在前半辈子几乎都没怎么见过这位哥哥，与他很疏远。

▲初到厦门集美中学时的黄永玉。

黄永玉幼时调皮顽劣，在集美中学一而再、再而三地留级，最终辍学，黄永玉自嘲“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49、50、51、52组，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

但那时的他也偶然间找到了一把开启命运之门的钥匙，就是木刻。

1930年代，由鲁迅宣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因为集美中学有着庞大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少年黄永玉就学习了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自己的版画自学、创作之路，到了14岁就已基本学成。

▲郑野夫(1909-1973)，原名郑育英(毓英)，毕业于上海美专，30年代初以EF（野夫）为笔名开始创作。他是直接受到鲁迅指导的木刻家，早年的作品多用于抗战宣传，是著名的左翼美术家。

▲2015年浙江美术馆举办《榛莽之行：野夫木刻纪念展》。

15岁，因为受到学校处分，黄永玉赌气离开集美中学，开始流浪。这段苦不堪言的岁月后来在他的讲述里反而变成了云游四方的传奇经历，蒙上了神秘传奇色彩，成为他由草根到大师中最引人注目的经历，比如他做过瓷器小工、战地服务员、学校教员等等。

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16岁时在泉州和弘一法师的邂逅：

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

跟老和尚说话时，少年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老和尚温和地问他：“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7期《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永玉的人生从1942年开始迎来灿烂，首先是爱情的丰收，那时他18岁，流浪至江西，就职于江西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认识了将军之女张梅溪。关于黄永玉和张梅溪，以及他们子女的故事我们稍后说。

黄永玉和张梅溪结婚的当年，命运就迎来了转机。1946年，22岁的黄永玉来到当时的艺术先锋之地上海，在那里，他开启了事业。

黄永玉凭借版画功夫，加入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担任理事，其作品数次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展。

当时的上海美术界已经群英荟萃，西洋画、国画、漫画等等都已成系统，但唯独木刻版画由于做工辛苦、稿费也低，从事的人少，黄永玉是其中最勤力的一个人。

随著知名度升高，也由于他的表叔沈从文的介绍（关于他和沈从文的事我们下篇再说），越来越多的文学家邀请黄永玉为其小说或诗歌创作木刻插图。

包括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边城》，以及为“九叶诗派”女诗人陈敬容诗歌《逻辑病者的春天》作同名木刻，还有汪曾祺的作品封面等等。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翠翠与爷爷》。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花环》。

▲黄永玉为汪曾祺创作的版画封面。

然而，时代又一次推着黄永玉进入未知的旅程，1948年，解放前夕，局势动荡，一大批左翼进步艺术家被迫离开，黄永玉携妻子去往香港。

当时的香港，“收留”了一大批从上海来的艺术家，因此那里也成为某种“世外桃源”般的艺术聚集地。

张梅溪很快找到了工作，在某所中学任教，而黄永玉则进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主要为新闻报道做插画，偶尔也救场式地写些文章，和金庸成为同事。

也是在《大公报》期间，黄永玉得到梁羽生的评价：“金庸是大侠，黄永玉当为怪侠”。此后，“怪侠”这个名号一度跟随他许久。

▲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黄永玉、金庸和罗孚夫妇1993年再相逢。

▲2012年《大公报》110周年报庆时，黄永玉画了一幅《彩荷图》相赠，并称自己是“大公报的小兵丁”。

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忙碌、贫穷而有趣，“住在九龙荔枝角。其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乔冠华、胡风、臧克家等人都是常客。”他也曾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欢乐的贫穷是美事。”

▲当年黄永玉租住的房子。图源水印。

勤奋高产的黄永玉常常要写稿救场，也锻炼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他后来开始从事写作，也依赖于当时的写稿经验。“有时周末编辑打电话，说你赶快来，一个字也没有了。我就坐在咖啡屋里开始写文章，整版4000多字，我这边写，排字房就在那等，写一张排一张。”

1952年黄永玉还曾以“黄笛”为笔名，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儿女经》，在香港票房大获成功。

虽然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很短，但这段日子大概是黄永玉和妻子张梅溪一生中最活跃的时光，那时夫妻二人都正值盛年，儿子刚刚降生，家庭幸福。

1953年，在表叔沈从文的建议下，黄永玉决定离开香港回到北京。

关于这个再次影响了命运的重大决定，黄永玉说最主要是因为“当时香港的治安太差，警察贪腐，社会风气令人看不惯”，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生存的考虑。

当时他在香港只是一个报纸的小编辑，工作量大，整日劳碌卖命，工资也不高，且香港偏安一隅，更重商业，人们对艺术为何物并无太大兴趣，有所谓“艺术荒漠”之称；

而北京刚刚解放，急需人才，又是首都，再加上沈从文许诺他可以做“中央美院的教授”，一边是贫苦小编辑，一边是名校教授，任谁都会选回京，因此黄永玉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北京，在中央美院版画系，由讲师做起，后来成为副教授、教授。

▲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从文虽是黄永玉的表叔，但这层亲戚关系其实并不近，更多的是同乡、宗族之谊，因为沈从文也来自湖南凤凰。黄永玉在上海的成名得益于沈从文的提携，所以对沈从文的建议一向很重视。1948年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的批判，宣布封笔，在游说黄永玉回北京的50年代，沈从文处于相当沉寂的人生阶段，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图为1950年二人摄于北大教授宿舍楼前。

回来最初的时光是很美好的，他们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内。大雅宝胡同甲2号（如今的门牌是大雅宝胡同5号）从1946年开始就是北平艺专的教师宿舍，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继续作为美院的宿舍而存在。

刚回北京时感觉非常生疏，不熟悉。我什么都尊敬，什么都听话。

美术学院有很多派——有延安来的，有北京市的，还有华北大学，也就是当年的华大。我呢，就是一个人，哪派都不是。除了看书，就是到外面打猎，听音乐，在家里刻木刻。刻了很多，每年出很多作品。学生呢，有喜欢我的。因为我政治上没有本钱，喜欢我也不敢太亲近。

——摘自2022年北京青年报《黄永玉：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很多年后，大画家张仃的儿子张郎郎写了一本《大雅宝旧事》里面写了当年他们一群孩子和黄叔叔交往的故事，他说他们特别喜欢这个叔叔，因为他脾气好，永远微笑，永远不生气。

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才二十八岁。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四十五岁，董希文先生三十八岁，我爸三十五岁，虽然李苦禅先生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今天来看，都这么年轻啊。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大雅宝的这个院儿，真是个艺术大磁铁，各个年龄的各路豪杰被吸引到一起来了。

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这和我们院儿过去的规矩、派头儿，全然不同，全不沾边。可是我们院儿里的大人们整个一个君子国，什么都能包容，他们个个大度地笑眯眯容纳着一切。这些孩子们整个一个浪漫国，什么新鲜事儿都报之以热烈欢迎，何况这两位是从香港投奔光明的热血青年，他们和我们都是一类人，于是立刻和我们大雅宝水乳交融般掺合在一起了。

据儿子黄黑蛮回忆，“住在大雅宝的日子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因为黄永玉从香港回来，和其他人都不一样，颇有洋味儿，再加上性格独特，养了一院子的小动物，又有手风琴、猎枪等稀罕物，人缘很好，黄家在整个大院里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永玉带着大雅宝的孩子们出游。

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

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

——黄黑妮《林中小屋》序言

▲张梅溪和大雅宝的孩子们。

五十年代，黄永玉在创作上达到成熟，诞生了一系列奠定他美术地位的作品，比如《阿诗玛》《春潮》等等，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中国最顶级的版画艺术家、画家。

▲1956年，黄永玉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以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造就了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32岁，后来被云南卷烟厂看中，成了卷烟商标。

▲《春潮》。这两幅作品被收录进1956年出版《黄永玉木刻集》，轰动中国画坛。

▲《阿诗玛》系列是黄永玉声名鹊起的起点，他的家中也悬挂着关于阿诗玛的创作。

▲从黄永玉开始，版画不再是传统的黑白两色，而富有彩色，画面更生动，相当于黄永玉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图为1957年作《小羊回家》。

▲五十年代认真创作的黄永玉。

▲1962年黄永玉在校尉营美院宿舍刻花卉。

不过，很快厄运袭来，文革时期，黄永玉被批斗，有人说是因为他喜欢画猫头鹰，他自己则说：

“文革”时抓我不是为我写东西这个事儿，是要问我认识什么人，跟他们说些什么话。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可靠。我的老小生熟的朋友都放心，因为我不会讲的。为什么我不会讲？我这一讲，朋友会吓得半死，你这时候吓他干吗，我不会讲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嘛。

我庆幸那段时间没有做这类的事。我整个“文革”就是靠说谎过日子的。靠说谎装病日子过得挺好，我一辈子说谎的修养全用上了。我装我有传染病的肝炎，没有人敢跟我一起生活，专门给我了一个小屋子。

——摘自2022年北京青年报《黄永玉：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困顿时期，黄永玉一家被赶进罐儿胡同一间很小的房屋居住，光线太差，黄永玉就在墙壁上画了一个玻璃窗，窗外是烂漫的春花。

然后把这个家形容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一家人吃不饱饭，黄永玉就拿着猎枪去打猎，为家人补充蛋白质。

所以在整个文革时期，虽然身处于黑暗绝望的环境，但黄永玉的创作反而是鲜明而阳光的，并没有任何阴暗的表达。

这段经历，几乎重新塑造他的人格，影响了他中年、晚年的处世态度。黄永玉常常以自嘲洒脱的心态面对痛苦。

爸爸后来因画了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而遭批判，说他这是仇视“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

检查写来写去通不过，但还是得写。他在其中一篇里这么说：“虽然经过思想改造，我已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铲除，但有时仍然在心里作怪。比如明明不可以再养猫狗，‘文革’中还是忍不住偷偷养了只荷兰猪”。

——黄黑妮《林中小屋》序言

但女儿透露，最惨的时候，黄永玉曾想过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吃了藤黄（一种剧毒的颜料），死了便算了。

也经历了人情冷暖，看到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很多朋友都不再来往。

文革结束，黄永玉迎来了人生的再一次高潮。他和同时代的画家一样，靠着早年积累的名声再度扬帆起航，他成为美协副主席，名利滚滚而来。

他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开始拥有名气，以及初次品尝到自己的商业价值是在1980年，他创作出大名鼎鼎的“猴票”。

当时他为了纪念自家死去小猴，把它画在了中国发行的第一张生肖邮票上，从此有了一个称号：“猴票之父”。

▲黄永玉与自己喜爱的猴子和猫在一起。

猴票最初面值仅8分钱，此后价格一路飙升。“2014年单枚猴票成交价高达1万7000元，翻了20万倍；2017年，一版猴票以201.25万元成交”。圈内流传着“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的说法。

黄永玉非常勤奋，每天以画画为乐，他的画价领一时之先，在紫砂壶上作画，为各种建筑物题字，生活开始变得富裕。

▲ 2008年，黄永玉向北京画院捐赠其创作的北京奥运主题大幅油画《中国=MC²》

▲济南大明湖的超然楼上黄永玉的题字。

▲黄永玉《水浒传》系列紫砂壶作品。

黄永玉的家庭

前文中说了，黄永玉在成名之前就认识了妻子张梅溪。

张梅溪，出生于广东新会。据说父亲军衔颇高，家中富有，但由于局势动荡，张梅溪逃难至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工作，认识了黄永玉。

黄永玉对其一见钟情，靠“吹小号”吸引对方暗许芳心，两人于1946年结婚。

我年轻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鼓舞。

那时，我刚刚认识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

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

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黄永玉《音乐外行札记》。

▲黄永玉擅吹小号。

18岁便结婚的黄永玉称张梅溪是他的初恋也是一生的爱人。

▲家中摆放着张梅溪年轻时的照片。

女儿黄黑妮这样形容妈妈：

我的妈妈张梅溪，人生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对人热情仗义。她上有三位姐姐，因她之后来了弟弟，便深得宠爱，因而也妄为，竟离家出逃，跑去与全家反对的异族穷小子黄永玉结婚。

大半个世纪以来，她洗衣做饭，骑着自行车招呼好几家亲友。特别是非常时期，她一直坚信爸爸是好人。没有她，爸爸也绝不会到这个份儿上。

——黄黑妮《林中小屋》序言

▲北京大雅宝时期的一家四口。

黄永玉和张梅溪曾被艺术圈誉为“神仙眷侣”，尤其在北京大雅宝时期，夫妻二人是整个大院里最洋气的，张梅溪则是实打实的“时髦女郎”。

著名画家张仃儿子张朗朗回忆：

第一次见到黄妈妈，真不觉得她像个中国人，至少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

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古”（连衣裙），挂在肩膀上的似乎只有两根带子。裙子上面还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色道子。20世纪50年代北京就没见有人这么穿过，甚至也没人见过这种花色的裙子。她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靓丽清爽。

黄妈妈随着音乐的旋律摇来摆去地拉着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后来才知道黄妈妈拉的那手风琴是意大利的)……那时的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简直和外国电影差不离了。

那时候，这种进口的东西在北京还是相当罕见的。这个院儿还算经常有人出国，但是这种类似奢侈品的东西我们根本没见过。

——张郎郎文集《郎郎说事儿》

张梅溪虽然出身于富贵家庭，有新女性的风采，但家庭被时代所损，她的个性还是相当传统，一直是黄永玉背后的付出型妻子。画家张仃的儿子张大伟描述：

梅溪阿姨我们都叫她黄妈妈。她心地仁慈，爱小动物，感情格外细腻。新凤霞说，黄永玉特别喜欢小动物，松鼠、猴子、刺猬、大狗、猫、鸟，都养过。也都是张梅溪一个一个去喂。新凤霞跟她说：“你不用管。”张梅溪说：“永玉喜欢呀！他喜欢我就管。”

于是新凤霞大为感叹：“为永玉干什么都是梅溪的幸福！”

——摘自5月12日《北京晚报》，作者为画家张仃之子张大伟。

而在女儿黄黑妮的眼中，母亲既漂亮又能干：

母亲善写信，走笔飞快，被父亲称为写信大王，她不光给父亲写，还写给我的大姨，二姨、三姨，几个小姨，两个舅舅，在广州的外婆，湘西的奶奶，叔叔，老朋友。我也就经常跑马路对面的综合商店购买信封，信纸。

母亲来意大利住我家，家在村里，下山五分钟就到了市中心：邮局、商店、饭馆无一不全。她每日忙着，一如既往写信给五湖四海的亲朋好友，又担心“穷乡僻壤”的村子通信不畅，为此我特别请邮递员当着妈妈的面，把安装在我家对着大街墙上的红邮箱打开，将她刚扔进去的信取走，母亲看着，终是不忿。

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黄永玉在一起，陪伴他走南闯北，生育了一男一女。黄永玉是画家，张梅溪就写儿童文学，她的作品集几乎也都是丈夫创作木刻封面。

20世纪70年代末，张梅溪也开始创作水墨和油画作品，并曾于香港大会堂展览馆、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张梅溪绘画作品。

▲二人在北京、香港、意大利等地都旅居过。

到了2002年左右，也许因为身体渐渐老迈，或者因为性格喜静，而黄永玉喜热闹，张梅溪便索性搬去香港，和儿子一起居住，没有回北京，直至2020年去世。

▲黄永玉、张梅溪和孙辈在一起。

▲黄永玉作品“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站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张梅溪2020年去世的时候，正值疫情，两地交通被阻，黄永玉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只好手书讣告，也是蛮令人唏嘘的，二人算是一起经历过大风大浪，临终时分隔两地，令人扼腕。

黄永玉和张梅溪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长子黄黑蛮，1952年出生于香港，也就是黄永玉在《大公报》任职阶段，后来跟随父亲回到北京，从父习画。

黄永玉对这个儿子十分喜爱，全心全力地培养他作画。1956年黄永玉在《萌芽》创刊号上的木刻画，那个浇花的小男孩就是黄黑蛮。

▲香港《新中华画报》1959年还刊登了黄黑蛮的作品，标题是“6岁小画家黄黑蛮”。

▲年轻的黄黑蛮。

▲1978年冬，黄黑蛮在瞿塘峡写生。

1978年文革结束后，黄黑蛮回到香港，为当时香港唯一一个艺术杂志《美术家》担任助理编辑。1980年离港到意大利罗马雕刻家Mortet Virgilio学习雕刻，同时为《美术家》杂志驻意大利记者。

1984年毕业于米兰工业设计学院。1985年回港为职业画家。

▲著名摄影师何藩镜头下的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黑蛮。

▲黄黑蛮的作品。

相比起飞扬的父亲，黄黑蛮的生活相当低调，他开过画展，也卖过画，但他似乎更享受宁静的生活，作为黄永玉的长子，在香港艺术圈有他的一席之地，他还是黄永玉作品以及纪念馆的运营人和代言人。

▲黄黑蛮接受央视采访。

▲黄黑蛮在香港艺术圈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图为钢琴家刘诗昆、黄黑蛮和学生们。

至于女儿黄黑妮，她比哥哥小4岁，1956年出生于北京。和哥哥一样，从小被艺术熏陶，很小的时候也会作画，还得过奖。

▲五十年代也迎接了女儿黄黑妮出生，图为黄永玉教5岁的女儿画画。

▲黄永玉笔下的女儿。

▲1962年，6岁的黄黑妮。

▲和哥哥的画作常常上杂志。

后来黄黑妮也去了意大利深造，毕业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常居意大利，从事艺术创作。

黄永玉和张梅溪年迈之后，黄黑蛮负责在香港照顾母亲，黄黑妮则负责在北京照顾父亲，常常要在佛罗伦萨和北京之间来回跑，也在老家湖南凤凰做公益活动，介绍侨胞回老家投资，或者发展凤凰的传统艺术之类。

▲黄黑妮和父亲。

在媒体的报道里，黄黑妮像妈妈一样能干，能做一手好菜，在父亲的晚年生活里，她充当着管家和助理的角色。

父亲的文稿总由黑妮电脑打字，出版方有看不明白之处，再由黑妮询问父亲后仔细回复人家。父亲画到深夜，黑妮准备好宵夜。苏打饼干上抹奶酪，天热的时候再加上一根冰棍。还有巧克力、香蕉、黑妮做的醉鸡。

黄永玉先生67岁时在翡冷翠住过大半年，在黑妮家邻近的“莱颇”，租了一套幽静的房子。这段在海外既创作又享天伦之乐的时光，黄先生写生、观景、看名人故居、与邻居交谈，黑妮当翻译。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记载了那段美丽的日子。“女儿做了湖南湘西鸭子，干烧豆瓣鱼……客人战战兢兢地探索，吃上一口之后接着就是猛攻，看起来就是欣赏得很。”父女俩的“互动”经常十分精彩。“

前几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问黑妮：‘意大利的小孩穿不穿开档裤？’黑妮大笑说：‘不穿。’”黑妮和意大利科学家彼得·奥莫德奥的女儿玛利亚是好朋友，多年一起在湘西、贵州、四川做扶贫工作。

——2023年1月22日《北京日报》

很多人在问，画家那么多？为什么黄永玉那么为人所追捧。

这里有诸多原因，他勤于技艺，一生努力不歇息，九十岁还在写诗画画写书让人敬佩，他一生经历传奇，又与诸多传奇人物往来，生命力无比旺盛，最重要的是，他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后面，是他有国人罕见的“真”。

他活得真实，看见不幸会哭，看到美好会笑，普通人的爱好，他都有，追欧冠看拳击，追更《非诚勿扰》，他的诗集里写着这么一段短诗，初看没什么，细想一下，你会哭，为人间的诸多不幸，这诗竟是一个95岁的老头写的：

《非梦》

不敢告诉家人昨晚我哭了

半夜躺在床上看手机，

一个乡下孩子掉进深坑里去了。

五个多小时他叫着：“妈妈我怕！”

二十个小时之后他死了。

我，一个九十五岁的老头哭湿了枕头。

“孩子，别怕！

老爷爷快来陪你了！”

另外那个世界，

没有“怕”这个东西！

他靠画画卖钱，以画养文学，养音乐，养他的房子，养他的收藏，他不讳言他爱钱，而且爱花钱，他吸上好的古巴雪茄，收藏名贵烟斗，更喜欢名车。

▲黄永玉喜欢漂亮的东西，包括车，家里摆满豪车，凯迪拉克、保时捷……据说求画的人看你家摆着凯迪拉克，画价就不好意思低了。

有了钱，就造房买房，据说他拥有5处住宅：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一处，“万荷堂”；香港一处，“山之半居”；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他在房子里招待四方，呼朋唤友，营造他的道场。

我为什么喜欢造房子？”黄永玉吸着烟斗告诉记者，“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其实建筑也是艺术，房子盖成什么样，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他觉得房子也是一种创造，而与朋友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也是在分享他的创造，“房子的形式比画大得多，我可以容纳许多朋友到我的作品中来。”

朋友来，朋友的朋友来，来的人多了，形形色色，也难免为人所累，于是他只得在家中挂悬各种纸条，例如在沙袋上写着几行小字：“随便闯入者、偷盗者、折花果者、撞骗需索者、乱翻东西者”，旁边是一个醒目的大字：“揍！！！”画室门上贴的是：“我在集中精神画画，进门的人请先打招呼，以免吓我一跳”；画室旁的水池边写的是：“此处毛巾为我工作专用，上面沾满癣、疥、疮等各种霉菌，请勿随便乱动，以免被传染”……

一辈子活在人群里，见过人的好，也见过人的坏，黄永玉最厉害的是，他还是愿意和人呆在一起，愿意与人共舞，在《走读》里，他说过：

“我也不清楚，一辈子不晓得从哪里得到和敏悟。上当倒霉之后不叫痛，不骚心，甚至不当是一种教训，把自己的傻行当作笑料去取娱朋友。更不做借酒浇愁的类似表演，让朋友来分担我的小小疼痒。”

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和他的一家总是以乐观而浪漫的姿态面对苦难。

▲在五十年代，黄永玉一家就喜欢去野外露营，当下最时髦的户外生活方式，人家在上世纪就开始玩了。

张仃的儿子写过很多关于黄永玉的家事，在那个沉闷的时代，黄家一直延续着某种不可思议的洋派生活，后来黄永玉的爱好也十分宽泛，听Beatles、迈克尔·杰克逊，弹曼陀铃，绘画，听交响乐……

那时，少有人敢和我交往。我将去农村插队，告别。黄家用家庭音乐会来送别。黄叔叔、黄妈妈唱着歌，黑妮弹着曼陀铃，黑蛮弹着六弦琴，那美妙的乐音、温馨的氛围，关切的眼神，随着车轮的轰鸣，伴随着我从北方到南方，从黄河到长江，从中条山到庐山。

黄叔叔喜欢音乐，无论是Beatles、迈克尔·杰克逊，还是阿炳、崔健，无论是京剧、越剧、黄梅戏，还是西洋歌剧、交响乐，都让他着迷。他说：“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帕瓦罗蒂、多明戈，同样的曲子，人们听了又听，总不厌烦。原因既在曲子，也看谁在唱。我也曾听齐白石唱‘十七十八好戴花’，一种采茶调，很难听，但有意思。”

——张仃儿子回忆。

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聂绀弩曾在六十年代去探访过黄永玉的家，他写下一首诗：

夫作插画妻著书，父刻木刻子构图。

四岁女儿闲不住，画个黑猫妙矣呼。

此是凤凰黄永玉，一家四口斗室居。

画满低墙书满架，书画气压人喘吁。

偶尔开门天一线，鹅鸡狗兔乱庭除。

道是米家书画舫，多他两代女相如。

君家不乐谁家乐，一体浑然盘走珠。

这首诗描写了黄永玉一家的困顿，比如“画满低墙书满架，书画气压人喘吁。偶尔开门天一线，鹅鸡狗兔乱庭除”，意思是房间又小又杂乱，鸡鸭狗鹅满地跑，光是一屋子书画就压得人喘不过气。

然而“夫作插画妻著书，父刻木刻子构图。四岁女儿闲不住，画个黑猫妙矣呼”，又是一幅浪漫而欣欣然的景象，一家四口不为生活所困，依然徜徉在艺术中，看起来其乐融融，令人钦佩。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黄永玉对待生活有一种态度：不拒绝，不选择。所有的事物和经历都会成为滋养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