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这样的女演员，内娱不配拥有

金晨的头巾玩梗风波，已经平息。

而伊朗的反头巾运动，愈演愈烈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当局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据联合国统计，伊朗安全部队已逮捕了至少1.4万人。

人权组织称，已有上百人丧生，包括至少40名儿童。

血腥、残暴的镇压，激起了更多反对声。

其中包括伊朗影后塔拉内·阿里多斯蒂。

她曾多次发帖声援反政府浪潮。

最新消息称，她已经被安全部队拘捕。

这不是伊朗电影人第一次身陷囹圄。

时不时就有知名的伊朗演员、导演被封杀、判刑、驱逐的消息传出。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管制如此严苛，伊朗电影却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两次摘得奥斯卡金像奖，常年是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客。

出过大师级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今年戛纳电影节，伊朗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更是凭《圣蛛》击败汤唯摘得影后桂冠。

贫瘠的土壤，却长出了繁盛的花朵。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妨借此机会，一探究竟——

《小鞋子》或许是大部分中国观众看过的第一部伊朗电影。

40万人打出9.2分，稳居豆瓣top250。

1999年在美国上映时，创下伊朗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

获第7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伊朗电影，冲出了世界。

但，荣光之下，再看此片，最大的感受却是朴拙。

全片讲了一个简单的儿童故事。

一天，哥哥不小心弄丢了妹妹的鞋子。

这是个贫困的家庭，那是妹妹唯一一双鞋。

哥哥哀求妹妹不要告知父母。

他焦急地奔走在街头巷尾寻找鞋子。

他和妹妹不得不在上学时窘迫地共享一双旧球鞋。

影片最高潮，哥哥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比赛。

因为第三名奖品正好是一双新鞋子。

但荒诞的是，因为发力过猛，哥哥成了第一个冲过线的。

影片结尾，赢得冠军的哥哥，因为错失季军奖品而悲伤落泪。

不只情节单纯，这部影片各方面都很朴素。

小成本制作，非专业演员。

自然光源，同期声音。

摄影、剪辑都相当朴素，有浓浓的写实风格。

但最打动人的也正是朴素的影片传递出的质朴情感。

它远远超出了兄妹情，更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照拂。

片中，兄妹俩其实一开始就找到了丢失的鞋子，它被一个小姑娘穿着。

他们试图讨回鞋子时发现，小姑娘的父亲是一位盲人。

善良的兄妹俩默契地对视一眼后，默默离开了。

相比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般的狂轰乱炸，此片如一阵微风，不够浓重，却能触碰到人们最纤细敏感的神经。

但这并非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独辟出的风格。

可以说是80年代中期之后，伊朗电影新浪潮时期作品的整体风格。

新浪潮主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的「村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生生长流》）中，这种美学风格已经相当成熟。

亦是以平实的影像、淳朴的情感，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但这与其说是创作者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因势而动、软性抗争的结果。

由于伊朗政教合一的国情，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存在。

尤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电影生产一度中断，很多电影人因「腐蚀公众罪」遭起诉，政府下令审查所有以前公映过的影片，90%的作品（约2000部）被禁演。

伊朗电影彻底落后于全球电影发展的步伐。

也因此，早期大部分本土电影几乎看不到先锋的技术和理念。

罕有先锋意识的导演阿巴斯，在国内被封杀了十余年。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更是完全被教义浸透。

除了禁止常规的暴力、血腥画面外，对女演员要求尤为严苛。

女演员必须戴好头巾、面纱，不做「过激行为」。

这使得最寻常的男女关系都很难呈现。

《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女主拍爱情戏也要谨慎地保持距离，目光都不敢相触。

无奈之下，才有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将镜头对准儿童。

阿巴斯说，在不那么政治性的电影里也可以实现政治的表达。

他们借孩子纯真的视角，隐曲地呈现社会的苦难，呼唤人心良知。

就像《小鞋子》中，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惨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对照。

《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等很多伊朗儿童电影中都有类似的画面。

《白气球》

但为什么直到1997年这部《小鞋子》才让伊朗儿童电影真正进入国际视野？

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更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关。

伊朗电影有两次发展期，第一次是1982年，伊朗政局稳定后，为发展经济，鼓励本土文化发展。

设立了法拉比电影基金会，为电影创作提供资金援助，审查也开始放宽。

但宗教限制依然严格，儿童、青少年题材也就成了基金会主要扶持的电影类型。

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产生于这一背景下。

伊朗儿童电影也由此发展、成熟起来。

伊朗电影的第二次勃兴是1997年新总统上位后。

全球化的刺激下，伊朗政府再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取消了极端审查规定，解禁了外国进口片，还倾资支持年轻导演出国学习。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电影人才，还有女性导演。

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

在这一背景下，美学风格已经臻至成熟的儿童电影《小鞋子》，水到渠成地打开了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

同年，其实还有一部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虽没有市场的巨大反响，但却在艺术一极同样将伊朗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

走出闭塞的环境后，与世界的沟通、对话成了伊朗电影即将面临的新挑战。

如果说，《小鞋子》让全世界看见了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则让伊朗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真正获得了一席之地。

2011年，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斩获金熊奖、影帝、影后三项大奖。

次年又打败张艺谋耗资6亿的野心之作《金陵十三钗》，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部同样是小成本、纪实风的家庭电影。

但在内容上却是一次大胆的突围。

影片不再只是对伊朗底层现实景观化的展示。

而是直接戳破宗教与世俗人性的冲突，影射了伊朗等级分明的社会现状，更涉及移民、离婚等在伊朗仍是禁忌的话题。

影片主要矛盾集中于一对护工与雇主。

男主与妻子分居后，家中患阿茨海默症的老人无人照顾。

他请来一个护工。

贫穷的护工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教义照顾老人如厕。

但有一天，男主回家后，发现这样一幕——

自己的父亲瘫倒在地，双手却被绑在床上。

男主大怒，认定护工每天都将父亲绑起来后出门忙自己的事。

他不听任何解释，将护工推出了家门。

没想到一天后，他居然被指控谋杀。

因为护工表示，自己被男主推下楼梯后，流产了。

到底是谁的问题？

实际上两方都有问题，男主雇佣孕妇，护工自己流产却想骗男主的赔偿金。

但这一真相因为缺乏证据很难厘清。

法律难以维持公正，家庭也无法给予信任。

宗教就成了维持生活继续运作的重要一环。

但不同的是，对中产阶级的男主而言，宗教让他脱身。

他以《古兰经》起誓，谎称不知道护工是孕妇而脱罪。

对护工来说，宗教却彻底压垮了她。

她做不到用《古兰经》发誓。

她最终崩溃了，大哭着放弃了赔偿，承担了一切罪责。

荒诞的对比，证实了宗教的两面性和虚伪性。

由于内容敏感，伊朗本土对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宣传。

但也并没有明令禁止。

这依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

2009年伊朗大选后，伊朗与西方因导弹计划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局面。

这部影片被看作一次「示威」，向国际社会展示伊朗的文化实力。

表现09年后伊朗社会的纪录片《绿潮》

但因为电影本身远远超越了民族性。

从对伊朗社会、家庭的客体性反思，触及到现代社会共通的性别、教育、人性话题。

反而使影片有效地缓和了政治的敌对状态。

导演法哈蒂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时说：

「在政治家之间谈论战争、恐吓与侵略时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名字‘伊朗’在此以他光辉的文化而被提及，这是一种隐藏在政治尘埃之下的丰富而古老的文化。」

宛如一个文化外交大使。

5年后，他的《推销员》更是将美国的《推销员之死》与伊朗新浪潮开山之作《奶牛》的文本相融合，再次问鼎奥斯卡。

他的创作也很能代表伊朗新现实主义的突围路径。

同代导演贾法·帕纳西、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也都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表达策略都是从小切口呈现个体困境，瞄准社会顽疾。

技术和思想上都逐渐与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沟通。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白草地》

其实不难看出，虽说伊朗审查制度多次松动。

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因势利导的一时调整，并不是出于对伊朗电影发展的真正关切。

深植于文化基底的宗教始终未变，注定伊朗电影始终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即使今天伊朗电影已经蜚声中外，但伊朗本地人依然很多都看不到或者只能看阉割版。

伊朗的电影神话，是一代代伊朗电影人风雨不改、纵马横刀的结果。

除了上述所说的与审查制度的游击战。

更有很多电影人用「禁片」正面抗争。

阿巴斯说，「有的人用缺席影响世界。」

拉开伊朗电影变革序幕的《奶牛》，因揭露贫困村庄里的绝望现实被禁。

贾法·帕纳西的《越位》，在明令禁止女性看球的环境中，公然拍女性看球的故事。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电影从未在伊朗发行过。

《再见伊朗》讲伊朗女律师想方设法逃离伊朗。

《无邪》揭露伊朗强制服兵役、执行死刑，以及司法体系等各方面的社会弊病。

纪录片《禁止收看》，呈现伊朗民众受限的资讯与言论。

他们也都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10年3月，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和贾法·帕纳西被捕。

一次次上诉后，拉索罗夫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2年旅行禁令以及终身禁拍电影。

帕纳西被判6年有期徒刑，20年内不得制作或执导任何影片，不得写剧本，不得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不得离开伊朗。

还有演员、制片等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卷入其中。

演员瓦法米尔因拍摄批评伊朗保守风气的《出售德黑兰》，被判处1年监禁及鞭笞90下；

参演《出租车》的伊朗人权女律师，被判处38年监禁和148次鞭刑；

《圣蛛》全剧组受到官方批评，收到死亡威胁警告……

他们却并未因此屈服，反而表现出更加激进的反抗。

贾法·帕纳西用「非法」手段拍出纪实影像《出租车》，拍下伊朗出租车内不见光的光碟交易，毫不留情地批评伊朗政府固步自封的腐朽面貌。

今年一部揭示伊朗女性困境的《圣蛛》，导演拍摄时被捕，后又遭到驱逐，最后依然坚持在邻国约旦完成拍摄。

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电影人因为对社会事件的发声遇害。

比如最近的反头巾运动，《推销员》主演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冒着危险发声。

她也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被捕后，更多的同行也都站了出来。

相比内娱明星在公共性话题上只顾明哲保身，他们的勇气让人惊叹。

但自然，这也是他们没有退路的选择。

不止电影受限，他们就生活在无处不在的限制中。

生存空间被挤压到避无可避时，反抗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阿巴斯曾在采访中说，「限制给了人们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正是对自由的不舍追求，锻造了伊朗电影永远涌动、旺盛的生命力。

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伊朗电影的发展足以给我们启迪。

每次一提到中国电影的低迷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于受限太多。

但，束手就缚就是唯一的选择吗？

伊朗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事在人为。

有人背负枷锁创造奇迹，有人劈开枷锁舍身成仁。

别忘了，艺术的另一面，本是无畏。